時屆年末,馬年中國外交大局落子收官。中國特色鮮明的大國外交暨國際戰略登臺亮相,可謂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盡顯。世界外交舞臺上,具有鮮明“中國創造”標記的外交和國際公共產品噴涌而出,中國外交更具章法,更有力量,更富於智慧,也更顯魅力。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深刻地感受到,經過一年的精心耕耘,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的輪廓已清晰呈現。
  充分評估國際形勢錨定戰略大趨勢的發展方向
  2014年,國際形勢繼續朝著戰略格局轉型、新秩序塑型的發展趨向深刻變化。全球經濟複蘇艱難,地區衝突交織迸發,和平與發展的問題更加突出,合作與變革的呼聲更加高漲,建立利益與命運共同體的訴求更加強烈,國際秩序加速演變。
  國際政治中最搶眼球的政治事件,莫過於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和伊斯蘭國(IS、ISIS)的橫空出世。
  烏克蘭危機的緣起,是西方利用烏克蘭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積重難返的時機,推動了烏克蘭不同族群和政治力量的分裂,核心問題聚焦於歐盟東擴—北約東擴危機,克裡米亞事件的突發則使美國與歐盟始料未及,烏克蘭危機內戰化、長期化加劇了俄羅斯與西方的戰略對抗。烏克蘭危機使美歐—俄雙方相互改變了彼此的戰略認知,互相認為對方試圖挑戰自己的戰略底線,破壞自身的核心戰略利益。美歐加強了對俄的戰略遏制與威懾,加大對俄經濟製裁,並利用金融杠桿工具和油價暴跌的形勢,使俄羅斯經濟遭到金融危機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從而迫使俄羅斯進入了戰略收縮狀態,甚至使美俄及俄—北約之間早已達成的有關限制導彈的條約的執行,也面臨考驗。
  在中東,美國持續了十幾年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暨全球反恐戰爭,不僅未能解決大中東地區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民族宗教衝突、地緣政治矛盾,反而造就出一個21世紀的國際政治怪物。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美國既是製造者也是啟動者),伊斯蘭國的從天而降攪亂了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戰略調整計劃,動搖了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戰場撤離的戰略信心,延宕了美國擊斃本·拉登後意欲迅速收拾的反恐戰爭殘局,拖拽了其在全球範圍開始實施的戰略再平衡計劃。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是美國中東戰略的嚴重失誤與阿拉伯世界經歷的政治、經濟、民族和認同危機相結合的悲劇產物。種種跡象顯示,形成百年的中東地區政治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何時、以何種形式建成,已成為地區乃至全球面臨的重大國際政治—安全危局。中東局勢的劇變,不僅在挑戰美國的戰略意志,也給其他大國出了一道戰略難題,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也明顯上升,期望中國在中東北非地區提供更多的國際政治經濟公共產品。
  2014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持續發生深刻變化,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同時,世界對中國的依靠、對中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中央適時召開了外事工作會議。在深入分析了世界發展態勢和國際格局變化基礎上,中央對當前的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大局做出了清醒的判斷,明確提出:要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複雜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勢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鬥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更要看到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我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更要看到亞太地區總體繁榮穩定的態勢不會改變。中國的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而最大的機遇就是中國自身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也要重視各種風險和挑戰,善於化危為機、轉危為安。這些清醒的戰略判斷,錨定了戰略大趨勢的發展方向,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決心不會動搖,中國堅持共同發展的理念不會動搖,中國堅持促進亞太合作發展的政策不會動搖。
  在不到兩年時間里,習近平主席遍訪歐、非、拉美、北美、中亞、東南亞、東亞、南亞和大洋洲,到訪30多個國家和歐盟,外訪範圍、密度、強度為中國外交史僅見,展開了中國特色國家元首環球外交。在國內,習近平主席主持了亞洲安全峰會和APEC北京峰會,接待了幾十個國家領導人的來訪,其中包括幾乎所有大國的領袖。豐厚纍纍的外交成果,彰顯了領袖外交對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大局的統領作用,展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超過13億人口規模和延續五千年文明體系的國度、民族和經濟體,正站在新的高度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影響著世界的發展,這是2014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為精彩之筆。
  “東穩,西進,北固,南下”的大周邊戰略藍圖清晰顯現
  2014年,在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之後的一年裡,深耕周邊,踐行“親誠惠容”戰略思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外交與國際戰略成果。強調樹立“大周邊”的戰略思路,即不拘泥於貼近中國的諸多鄰國這個小周邊,更要關註向縱深擴散輻射的戰略大周邊,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的戰略關照下,進一步統籌中國大周邊東—西兩個戰略方向的平衡,進而統籌海—陸兩個戰略方向的平衡,力爭形成東西聯動、海陸互補的有利戰略態勢。在穩固北方既得戰略利益格局的背景下,關照南部戰略利益格局的轉成;生成以北(俄羅斯)促西(中亞)有利於我的戰略大格局,縫合起大西南方向(印巴—南亞)與南部(東盟)的戰略縫隙。“東穩,西進,北固,南下”的大周邊戰略藍圖清晰顯現。
  觀察近年中國周邊形勢的變化,仍可清晰感受到某種悖論現象:一方面,周邊國家繼續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分享發展紅利的戰略期望不僅未變,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應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焦慮感和緊迫感也同進上升,對華心態更趨敏感,疑慮與戒備、防範和牽制增多。同時,近年中國周邊此起彼伏的國際熱點,幾乎無不與歷史遺留的中國領土主權爭議相關聯。一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周邊國家急於擴展自身利益或提升國際地位,或借美國之力,或彼此合縱連橫,形勢錯綜複雜。這些情形,其表層原因依然是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存在著某些不適應,一些國家對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存在疑慮;但就深層原因而言,在亞太戰略區域事實上出現了因中國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國主導的地緣經濟結構與長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結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與衝突。
  近年中國快速和平崛起使中美關係互為戰略合作者與競爭者的關係更趨複雜,雙方面臨在美國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中國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議題之間,尋求戰略平衡的現實問題。從莊園峰會到中南海散步,中美兩國領導人就共同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進一步達成共識,並圍繞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核心內涵,開始踐行路線圖。奧巴馬錶示,無論在雙邊、地區還是全球層面,美國都將中國作為重要合作伙伴,同中國發展強有力關係是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核心。因此,協調中美戰略關係已成為穩定現有東亞秩序的主軸。
  在今年習近平奧巴馬北京會晤期間,中美在信息技術、軍事互信、簽證互惠安排、氣候變化、人文交流等多領域都取得顯著進展,這不僅為未來兩年合作創造了良好氛圍,也將惠及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中美雙方就儘快恢復和結束《信息技術協定》擴大產品範圍談判達成雙邊共識。這是自1996年以來世貿組織首次就關稅減讓問題取得突破,屆時相關商品關稅的取消將具有重大商業意義,也會帶來示範效應。在軍事領域,中美雙方充分肯定兩國簽署關於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的諒解備忘錄和關於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的諒解備忘錄。中美軍事協議,意在提升避免衝突和危機管控機制的建設。軍事備忘錄對於建立信任措施十分重要,這些措施不僅有助於減少軍事意外事件,並降低意外發生後升級的可能性,還將為未來建立更多的信任措施打下基礎,可以使中國周邊的國際海域和空域變得更加安全。中美就氣候變化問題發佈聯合聲明,共同作出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美國計劃於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範圍減排目標並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並計划到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深度、聯合聲明的宣佈時機以及承諾減排力度均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
  2014年中美兩國之間高質量的戰略溝通機制的運行,再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美關係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其不僅已成為維繫中美關係的可靠戰略保障,也已成為當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國際關係機制。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中美雙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戰略關切,清晰認知對方戰略意圖、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線,從而對對方發展保持比較穩定戰略預期的經驗。這無疑會對兩國關係提供持久的發展動力,也為穩定東亞國際局勢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壓艙石。
  在此背景下,經過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在中日達成四點共識的基礎上,APEC北京峰會期間實現了中日首腦會晤,近年來因日方引起的釣魚島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無端發酵而遭到嚴重破壞的中日關係,出現緩和穩定趨向。反觀安倍政府的外交戰略卻受此牽制,盡顯疲於奔命之態,而中日關係在中國外交大局的權重、位次則呈現顯著下降趨勢。與此同時,中韓關係的發展步入了全面戰略合作的新時期,中韓戰略伙伴關係的內涵,擴展為實現共同發展的伙伴、致力地區和平的伙伴、攜手振興亞洲的伙伴,促進世界繁榮的伙伴,不僅積極推動了中韓雙邊的經濟政治關係的發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問題惡化的趨勢,有效地發揮了正能量,成為東北亞國際格局的穩定器,成為穩定中國東部戰略方向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2014年是加速發展中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一年。習近平主席再次訪問俄羅斯,普京總統兩次來華,中俄元首五次會晤,兩國一批重大合作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進一步拉緊了兩國利益融合紐帶,保持了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高水平運行。習近平主席專訪蒙古國,構建中蒙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極大推進了中蒙關係的發展。在9月的上合組織杜尚別峰會上,實現了引人註目的中俄蒙三國峰會,達成諸多戰略共識和外交成果。中俄蒙三國發展戰略高度契合,願意將中國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倡議進行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三方願在捍衛地區安全、推動世界多極化方面攜手合作;三國峰會有望實現機制化。這一戰略成果,將造成穩固的中—俄—蒙戰略掎角之勢,使我北部戰略方向的穩定態勢得以鞏固。
  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分別成功訪問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中國領導人在兩年時間里完成了對中亞國家全覆蓋的外交出訪。中國與中亞國家關係發展進入新階段,有力地擴展了我國西向戰略空間。“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提出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響,而這一戰略構想的快速付諸實施,圍繞絲路經濟帶的一系列經濟發展戰略項目的規劃和安排的接踵展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迅速啟動,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C線通氣並啟動D線建設,建立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商談了10年之久的上合組織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的簽署,上合組織擴員進程的開啟——這一切更使西部鄰國切實感受到了中國的誠意和國家實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國經濟發展快車帶來的實惠,也對國際社會產生了積極的示範效應。
  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外交空間中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中印一致同意沿著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大方向,進一步構築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係,兩國務實合作實現了新突破。習近平主席訪問了馬爾代夫和斯裡蘭卡,建立中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關係,宣佈啟動中斯自貿區談判,啟動科倫坡港口城項目,有力推進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在南部戰略方向上,中國保持了一直以來與東盟關係的順利發展,及時調整了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係。中國政府積極著手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實施,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實施,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等系列戰略構想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商談中國—東盟國家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事宜,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併在此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地區戰略議題,使得東盟國家繼續向好調整與中國的戰略關係。中國尊重緬甸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抓住緬甸經濟改革之機,適時調整推進了中緬關係發展。中、印、緬三國今年共同舉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活動,賦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在周邊和國際社會產生積極反響。因“981鑽井平臺事件”受到傷害的中越關係及時得到修複,雙方達成不因南海問題衝擊中越關係大局的戰略共識,越方積极參与了中國主導的諸多亞太經濟發展機制安排,中越關係正在回歸正軌;中菲領導人懷柔會晤,顯示中菲關係趨於改善;南海問題熱度持續降溫,正在淡出全球和區域安全視域。
  在南太平洋方向,習近平主席出席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訪問澳大利亞、新西蘭,將中澳、中新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在訪問斐濟時,集體會晤了南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與南太島國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伙伴關係,推進了同南太建交島國的整體合作。
  從大周邊的戰略視角出發,在這廣大的中國周邊戰略區域中,在鞏固北方、穩定東部局勢的戰略背景下,西進中亞和西亞,南下南亞、東南亞、南太平洋,綜合考量經濟發展、地緣政治、戰略通道、能源資源等因素,以能源管線、鐵路、公路、航運、網絡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為紐帶,資金、貿易和產業鏈連接並重,加快推進區域利益共同體建設與戰略經營,實行表裡相互依存,戰略縱深與前沿相互呼應的策略,努力建構與塑造長期有利於我的周邊戰略環境。
  1  (原標題:2014: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國際戰略輪廓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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